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无一不歌颂盛唐的飘逸繁华，唯有杜甫之诗。在众多歌舞升平的诗篇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。
我并不喜欢杜甫，对于他也不是很熟。我爱的是李白“明朝散发弄扁舟”的快意洒脱。杜甫，一个诗句中尽是愁绪的人，仿佛女儿家一般伤春悲秋，感叹时运不济。
然而事实又并非我想象的那样。长安十年，杜甫一生最辉煌灿烂的时光尽是在此。李林甫“民间无贤”的打压、父亲的死去在经济等方面给予了杜甫极大地压力。然而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杜甫延恩匦中的三篇赋成就了他长安十年唯一最耀眼的辉煌。可幸运之光一闪而过，他仿佛长安的一股潮水，在一天之内涨起，又以比涨起更快的速度消退。不得不说，李林甫对杜甫惨淡的人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,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，为求得官职，不择手段。他不是陶潜，不会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。
长安十年，杜甫看清了腐败的政府，却又心存幻想不愿承认。盛唐的影子还在他的心理，不忍拂去。
流亡之后，他成为了左拾遗，一个仅供摆设的官。而经历房琯被贬等时间后成了皇帝严重看不惯的一份子。最终成就凤翔城外“青袍朝士最困者，白头拾遗徒步归”的景象。
最后，他还是离开了长安。像他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人，时钟不宜长伴君侧。然而她有是俗气的，俗气的有些谄媚。“无才日衰老，驻马望千门”。他不能“从容赔笑语”的失落心情竟是这般让人鄙夷。
不得不承认，杜甫是个很难理解的人，他渴望在官场大干一场，铲除奸佞，有低声下气阿谀献媚的讨好；他渴望歌尽民间疾苦，赋役沉重，却又总是换口气安慰着说保家卫国市人民应有的职责；他渴望国家摆脱胡人入侵的灾难，又不忍看到人民的疾苦，
《石壕吏》是杜甫对繁重兵役最声泪俱下的痛斥，他最真实的告诉我们，封建压迫下人民的穷困生活。
杜甫被称为“诗圣”，然而我觉得他并不构成为一个圣人，他在仕途与气节之间徘徊，在人民与政府之间游移。然而，是乱世无章的史实成就了他。乱世之乱史，恰符合了杜甫复杂多变的心境。身值乱世，杜甫是如此幸运，又是如此不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