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安在采访里用他那独特的不紧不慢、温声细气的语调说： “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外人。” 就在说出一句话的那一刻，他那模糊不清的眼神也让人觉得，他本人确实如他在前一句所讲， “与这个世界若即若离。”
跟Pi一样，李安从小在家里也是被管教甚严。Pi被教导放弃宗教和幻想，信仰冷冰冰的现代科学。李安的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，治家、教子极为严格，李安选择学习影视艺术，也像是家里的“外人”。从家里作为外人离开，到了美国却依然是个外人。
沉稳内敛的李安遇上了生性活泼的纽约客，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让他一直保持着思考的习惯。毕业后整整六年，他窝在家里，以妻子微薄的薪水度日，煮饭，照料孩子。他尝试去拍一些片子，做一些剪辑的杂务，后来还渐渐只做一些搬搬抬抬的不太灵光工作，连在自己最心爱的电影领域，也竟然成为了一个外人。
生活从来充满矛盾，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刻，往往是那些曾经让你痛苦不堪的东西在无声无形中帮助支撑着你。Pi在他父亲无情地以羊羔做实验之后，对老虎充满了警觉。是他父亲一直要求他掌握的科学，帮他在救生艇上生存下来。
李安早年成名作品《推手》，反映一家台湾人在纽约生活中的代沟和文化差异。他父亲早年的严谨的东方教育，让他在压抑之后以西方戏剧的方式释放出强大的能量。李安说，他早年在台湾，学会了“协调”。但接触西方艺术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它讲求“冲突”和“戏剧性”。
Pi在电影里讲述了两个故事，一个有老虎，一个没有老虎。好莱坞的制片方倾向于把这部影片拍成单纯的历险故事，以获得市场的成功，而李安自己也在这里纠结犹豫了很久——究竟要如何表现，到底有没有第二个故事，而哪个故事才是现实。他和剧组在这里重拍了很多遍，尝试了不同的剪辑方法，最后才有这样的结尾。他近乎明确地表示，Pi孤身一人渡过太平洋，而老虎是他心里的幻想。
这种“幻想”是什么？是对物质的想象？对成功的向往？或许这些都不准确。美国小说家杜鲁门·卡波特与李安一样，是个身处大都会纽约的外人。比李安来得更敏感脆弱的是他来自乡村的那种深切的自卑感。他在《蒂凡尼的早餐》里，把个人情感投射到女主角霍莉身上。在这部小说获得巨大的成功的时候，他却不满足于此。他心中的老虎仍没离去。他在新创作中前往美国中部，对两名连环杀人犯进行了大量的采访，完成了一部“非虚构文学”《冷血》，与名声一同前来的是争议。他在这部小说尝试进入自己的内心深处，在外界的压力之下，他被心中老虎撕咬而死——卡波特因用药过度猝死于女性友人家中，享年59岁，在《冷血》之后再无大作。
“我觉得，我像Pi一样，我在心里还是有信仰，心里还是有那头老虎。”这头老虎是什么他却不愿明说。但纵观他的作品，也可略知一二。我们可以说是他《卧虎藏龙》里的，“人心即江湖”。但是一次又一次，他又重新尝试着从来没有涉足的领域，在《绿巨人》的滑铁卢之后，仍然大胆地构思下一部作品。这种幻想，让他从美国的《断背山》，横跨到中国的《色戒》，这次则去到印度的《少年Pi》。每一次，他都尝试把镜头对准特定的种族、群体，几乎每一次，他都是一种文化的“外人”，但是每一次，他又都能到达世界上跨越性别、种族、国籍的每一个人的心底。
涉足新领域，以他的话来说，有种新鲜感，他想要拍出前所未有的作品。他也知道，尝试新的事物充满风险。对他这样一位功成名就、有名声盛誉需要维护的导演来说，冒险其实是个不太寻常的选择。而他心里那头老虎，让他保持警惕，连他这种层次的名导演也说“害怕被淘汰”。
艺术家，创作者，本也是一个时代的外人，冷眼旁观，若即若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冒险。在这冒险事件的庞大集合里，得以实现自我是种“幸运”。而陪伴李安“幸运”地走过来的，是信仰和幻想。而这一次，心里的那头老虎帮助他渡过了大平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