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报纸上看到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这样“预测”今年的高考题：对非典不妨关心一下，但是不要浅层次地关心，而要通过当前全民抗击非典这个突发事件，想到更深层的问题，比如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，患难见真情，比如我与他人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。
高考之重不必多言。专家的声音也自有它的分量。我想说的是这些题目本身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、先天下之忧而忧，这类大而又大的题目，对我们这些从那种考试中走过的人来说，是再熟悉不过的。可以想像，面对这样的题目，考生大概会做出怎样的文章，那些文章里一定少不了豪言壮语和激情满怀。我无法评定这些文章的好坏，只想说说另外一些事实。
我是一个编辑，时常见到一些磕磕绊绊的文字，并由此心生愤怒：有的作者是文科研究生，竟然连文通句顺都做不到，这个文学硕士的价值究竟何在？我相信，这些作者，肯定是好学生，至少是考试成绩优异者，不然，他们不会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成为胜利者。而会不会写文章，看来是和考试无关的事情。问题在于，高考（包括大大小小的考试）考作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考核思想观念、道德品质，还是考核行文造句的规范、晓畅和准确表达情感、观念的能力？
从小学到大学，我的语文老师总是在强调作文要有“意义”，有“主题思想”，因为这样的文章能在比赛中得奖，在考试中能拿高分。所以，即便是一篇游动物园的作文，写美丽的孔雀开屏，我都会自觉上升到不能骄傲自满的高度———孔雀看那么多人在称赞自己美丽的羽毛，得意忘形地转过身去，露出了丑陋的屁股。文以载道，这可能就是我们对考试作文的理解。
既然文章是用来载道的，那么就必须要有思想意义，能说出些大道理，能代表一定的道德观念。学生就在这样的思想下被训练、被指导。他们已经太知道什么该写，什么不该写，如何写才能得高分。所以，既然有那些带着明确价值指向的作文题，就不要怪学生们写出冠冕堂皇的大话、假话；既然学生受到的作文训练是为了得高分，就不要怪他们在作文中千篇一律地编造父母下岗、兄妹失学的悲情故事。我们的大人们，不也曾因为看到蜜蜂辛勤采蜜而梦见自己变成了勤劳的小蜜蜂吗？这可是几代人的语文读本呀！
想必不少学生都写过学习赖宁或张海迪的作文，也都对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类的论题不陌生。我也写过不少向英雄学习的作文，记得升中学的作文就是以此为题目。但那是怎样写成的？一遍遍地读报纸上的文章，一遍遍听英雄的事迹报告会，然后对照自己的作文一遍遍地“提高”认识，结果写出来全不是孩子的语言，都是大段大段死记硬背下来的高深而虚无的句子。
其实，作文，首先要考的无非是写作基本功。叙事、讲理是否明白、晓畅，是否能自由表达情感，是否对一件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观点。它考不出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。文字原本是很个性的东西，倘若一定要求它有公众性、有意义、有道德标准，就失去了灵性和生命。
老师和家长何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弊端，只是相对于高考的成功、作文的高分而言，其他的一切都好像不重要了。这个指挥棒曾经强大到完全左右教育理念的地步，以至于当它实际上的力量在逐渐变弱、变小之时，惯性的力量依旧不减。至于考试之后，能否文通句顺地写一篇文章，能否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、观念、情感，甚至是不是还有那些真情实感、有激情、有思想的自由文字，都无关紧要了。我们也无法责怪大学生、研究生们写不出文通句顺的文字，因为他们多年的训练为的是得高分，而不是怎样行文造句，表达自我。
